年龄现象折射出想贪就贪
重庆市人民检察院近日发布的报告显示，近年来职务犯罪过去常见的“59岁现象”不再突出，35岁以下干部群体已经成为职务犯罪的高发群体。（4月24日《中国青年报》）对职务犯罪年龄现象的探讨，是旨在寻找犯罪规律，从而作出有针对性的防范。但是，如果仅止于对某个年龄群体的特征追究，是有失偏颇的。因为无论“59现象”，还是“35现象”，折射出的都是“想贪就贪”。这个“35”替代了“59”，说的是权力好像就是职务者私有，就如自己的钱存在银行，我什么时候（“59”或者“35”）需要了，就去取，而且如同柜员机似的，只要“身份”确认了，一切都“自动方便”了。“想”是出于各种需要的和现实可能。从理性经济人的角度，谁都有私，谁都存在为自身谋取利益（正当与不正当）的潜“想”和显“想”。因此，现象的本质不在于哪个年龄段特别敢想，而是特别敢为。反映出我们权力制约的某些空虚。“59”“35”出了事，都令人痛惜。眼看就要退位退休，自然着落安享清福，却硬是“临门一脚”把自己踢了进去。年轻有为，前途看好，咋就干如此贪图、得不偿失的勾当？其实，犯罪跌跟头对谁都是个灾难。之所以有“特别”的痛惜，还是因为代价比较。这个代价比较一般是基于风险成本。单纯从年龄现象分析的结果，临退是“想”最后搏一把；年轻是“要”赌一把。所以有人认为要用最严酷的惩罚，抬升职务犯罪的风险成本，予以威慑，使之不敢想不敢为。事实上我们对职务犯罪，或者说权力腐败，向来深恶痛绝，不管是谁无不依法“从严从重”的。加大惩处力度确实非常必要。但是，职务犯罪还存在着一个机会成本的问题。人的行为取向，不仅取决于成果大小，也是受制于机会成本的考虑。通俗的说做一件事，如果很“麻烦”，而这个“麻烦”超出了心理价位，尽管有利可图，也会放弃行为，以至想都不会去想。熟人办事，就是因为可以获得便宜的机会成本。假如你觉得“找人”很麻烦，你就宁愿走规则程序办了。“莫伸手，伸手必被捉”这是从整体和终极性上说的，人的具体行为一般是从实际出发的。而我们有的以权谋私，实在一点都不麻烦，简便易行得仅仅取决当权者的愿意不愿意。银行监守自盗，居然轻而易举的搬出去5000万，有关监控还浑然不觉。这种现实真要使人“身不由己”了。既然囊中取物，何有想不想、敢不敢呢？再说，职务犯罪，以权谋私，有些并非出于职务者自己所“想”，是图谋不轨者的行为促使。有人说现在有些人对权力公关，那是将之当成一个“工程”一样的精心谋划、实施的。此言不假。也道出了我们的“职务”行为，太简便易行，一通百通了。为所欲为，关键在“为”不在“欲”。如果连想都不用想，就可以方便而为了，再说“不要想”的自律，就可能流于无的放矢。贪之不易不能，那想想也是白搭；罪行在行，想入非非，那是他自己的事。绝对权力，绝对腐败。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不仅是要防止权力滥用，而且就是要给权力“制造麻烦”。职务犯罪年龄现象，确实只是个现象，反映了某个年龄段群体的某些素质的缺陷，本质还是权力运行监督制约不全。构建惩防体系，使人“不想不敢不能”，核心和重点在于权力的“不能”。更多评论：点击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