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古典探案，没现代悬疑好看？
尼罗河上没有新鲜事，有美人、侦探和一桩发生在很多年前的谋杀。
2月19日《尼罗河上的惨案》在内地上映，首周票房报收.万元，这一市场表现难称惊喜。年，该系列首部作品《东方快车谋杀案》引入国内时，首周末票房曾达到1.27亿。
两部影片在全球市场的表现同样悬殊，《东方快车谋杀案》曾以万美元成本撬动.52亿美元票房，对制片方而言是笔划算的生意。《尼罗河上的惨案》目前的表现恐怕难以复制前作成功，该片投资额提升到万美元，上映10天的全球票房仅为万美元。
众所周知，这部电影改编自阿加莎·克里斯蒂于年出版的同名侦探小说。近百年来，《尼罗河上的惨案》的破案套路被后世作品多次借鉴，电影也有8和两个版本珠玉在前。新版的主要看点，是以盖尔·加朵、肯尼思·布拉纳为代表的全明星阵容会碰撞出什么火花，以及“旧案新说”还能否获得新时代观众的青睐。
从各平台的观众反馈上看，加朵颜值虽高，但“傻白甜”式的人设并未还原原著人物身上的戏剧张力，布拉纳版的波洛依然饱受争议，给这位大侦探增加动作戏、感情戏反而降低了角色辨识度。该片在海内外电影社区的口碑均较为平庸，烂番茄新鲜度6％，IMDB6.6分，豆瓣6.0分。
但对很多粉丝来说，有“阿加莎·克里斯蒂”这个名字就够了。她是“犯罪小说女王”，一生写过80本推理小说，作品全球销量仅次于《圣经》和莎士比亚。她所创造的波洛和马普尔小姐，都作为最著名的虚构侦探形象在近百年时间里陪伴过无数读者。
可时至今日，“烧脑”、“反转”常被作为同类题材作品是否精彩的指标，《尼罗河上的惨案》竟不乏“推理太弱”、“破案稀烂”等负面评价。即便这次问题出在改编，以“阿婆”作品为代表的古典侦探故事的确年代久远，经后继者的不断仿效、创新，它们越发难以带给受众酣畅淋漓的脑力挑战。
再欣赏这些故事，或许应该放下对谜题的期待，让其回归通俗小说“带来愉悦体验”的本源。
谁是“最佳”波洛？
改编或翻拍阿加莎作品，很大程度上就是再现侦探波洛的故事。
波洛初次登场于阿加莎·克里斯蒂年的处女作《斯泰尔斯庄园奇案》，在阿加莎的写作生涯中以波洛为主角的小说多达8部，关于他的标签包括比利时人、矮个子、洁癖，两撇尖角向上翘的胡子以及异常活跃的“灰色脑细胞”等，角色特质鲜明加上破获奇案众多，他在世界侦探小说史上的地位或许仅次于夏洛克·福尔摩斯。
新《尼罗河上的惨案》上映后，豆瓣上有条“喊话导演”的短评获得了较多赞同：“您真的觉得大家对胡子的起源感兴趣吗？”
电影开篇和结束，肯尼思都对波洛的胡子大做文章，而这项外貌元素一直是波洛的标志。5年前《东方快车谋杀案》宣发时，相关报道称仅仅是波洛的胡子就让布拉纳殚精竭虑，光选材、制作就花费了个月时间。
“经典改编可以让我讲出全世界都听得懂的故事。”这是肯尼思接拍波洛系列的理由，对身兼导演和主演两个职位的他来说，角色还原似乎没有自我表达重要：“我就当成，是波洛在执导这部电影。观众们会希望故事更复杂，而不仅仅是解谜。”
于是大银幕上的波洛会在飞驰的列车上追逐疑犯、近身格斗，会主动封闭船舱与凶手持枪对峙，也会在犯错时情绪失控，还曾拥有过真挚的爱情。这些“加戏”的效果往往是让虚构人物更真实、更立体，却不太像阿婆笔下的侦探。
《尼罗河上的惨案》中的波洛
中国观众的记忆里还有另一版波洛，9年上海电影译制厂曾引进彼得·乌斯蒂诺夫主演的《尼罗河上的惨案》，在“哦我的老伙计”式的台词里首次感受阿加莎作品的魅力。
彼得·乌斯蒂诺夫一共主演过6部波洛电影，严格来说人高马大的他也没有在外形层面还原角色，但其表演还是让一批观众印象深刻，以至在很长时间里代表着波洛的真人形象，如今的中文互联网上依然可见想重温他作品的呼声。
彼得·乌斯蒂诺夫饰演的波洛
迄今对角色最长情的扮演者，莫过于英国演员大卫·苏切特，他在25年时间里主演了1季《大侦探波洛》电视剧，每次定妆的秘诀也是胡子：“粘上它我就完全成了波洛。”待到卸任时苏切特不由得感叹：“他是个真实存在的人，是我无形的最亲密的好友。”
上世纪80年代，年逾40岁、已在皇家莎士比亚剧团浸润多年的苏切特收到一份新的工作机会，“别人要我去演波洛。”他对朋友说，朋友回复他：“这一定会改变你的一生。”苏切特起初不以为然，只是按流程去拜访阿加莎的女儿一家，当获得作家亲属当面肯定后，他逐渐意识到责任之大。年苏切特在《厨子惊魂》和《幽巷谋杀案》里的初亮相就惊艳了当时的观众，他就像从书里走出来的侦探一样。
大卫·苏切特饰演的波洛
阿加莎曾在手记里质疑过自己：为什么要创造这个夸夸其谈的可憎人物？鸡蛋形状的脑袋读起来或许能让人发笑，但我真见过这种形状吗？她不会想到若干年后，出演她笔下角色的苏切特就拥有近乎完美的“鸡蛋脑袋”。
她的人设灵感来自路过她宅邸的一车比利时难民，当时一战结束不久，流亡到英国的比利时难民非常常见，从巴士下来的人群里有位身高只有一米六的小个子，步入异乡衣服却一尘不染，看起来高傲又偏执。父系家族来自邻国的苏切特认为，波洛与自己的共性便在于同为“异乡人”。
这或许能解释波洛在小说中表现出的倨傲和怪癖，“外来者”要赢得认同总会更加与众不同。阿加莎对波洛成为侦探前的经历着墨甚少，而他有些言行连创造者都觉得过分，比如他总能在被质疑的关键时刻说出：“我一定是正确的，因为我从来没错过。”
为了演出波洛的个性，苏切特参照原著写了9条备注，包括“讨厌被误认成法国人”、“晚上出门一定戴帽子”、“坐下前会擦干净椅子”等等细节，他在剧中总穿着漆皮鞋、用小碎步走路，也是来自原著的描述。由于成功捕捉了波洛性格中的“可爱与怪异”，苏切特去比利时会直接被粉丝以角色名称呼，那里是侦探的故乡，某个名为“埃勒泽勒”的小镇档案馆里还保存着波洛的出生证明。
苏切特演完了每一篇波洛小说，当最后一桩案件播出时，《纽约时报》头版刊出报道称，“波洛死了”。
“女王”永远只有一位
苏切特对波洛的探案方式有过总结：“他像一个心理学家。”这几乎也概括了阿加莎·克里斯蒂小说的最大特色：不以猎奇谋杀或现场寻证吸引读者，侦探往往在不断的问询对话里发现罪犯漏洞，读者会感受到“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设置谜题，将所有对话、证据列出，复杂的线索渐渐完全展开，谜底揭晓时与读者进行公平的脑力对决，这种写作风格后来在日本发展为体系严密的“本格派”、“新本格”，其源头则来自一战到二战期间欧美侦探小说的*金年代。
西方侦探小说诞生于19世纪中叶，在社会分化加剧的背景下，旧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需要私家侦探来保护财产及隐私，而以英国为代表的国家所实施的教育改革，让广大下层民众开始成为小说读者。这种通俗文学题材经过爱伦·坡、威尔基·柯林斯等作家的开拓，到阿瑟·柯南·道尔迎来了第一波高峰。早期的侦探小说在情节结构上还比较简单，流行的也多为中短篇作品。
柯南·道尔
就在柯南·道尔因《四签名》在英国变得家喻户晓那年，一名女婴在德文郡出生。当时女性少有机会接触正规教育，阿加莎童年所汲取的文学养分来自狄更斯、简·奥斯汀等作家，“《艰难时世》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书，最不喜欢的作家是萨克雷。”
26岁那年写出侦探处女作后，阿加莎和历史上众多著名作家一样遭受过反复退稿，6家出版社均拒绝出版《斯泰尔斯庄园奇案》，其中一家把书稿放在抽屉里拖了9个月。
《斯泰尔斯庄园奇案》
两年后这部小说才得以在杂志上连载，稿酬与柯南·道尔的《血字研究》一样，仅为25英镑。又过了五六年，阿加莎才凭借《罗杰疑案》名声大噪。
从事写作前的一些经历在阿加莎的创作中有所体现，比如她的小说常用毒杀而非其他更血腥的方式，且涉及到的药理规律五花八门，不像如今已被用滥的“嘴唇有杏仁味就是氰化物”。一战期间，医院从事药剂师工作，那时公制单位正取代“格令”、“打兰”等英制度量单位，这种转变导致药方剂量不时出错，反复亲手调配药物的过程中，阿加莎积累了大量应用知识。
《斯泰尔斯庄园奇案》里就出现过马钱子碱、溴化物、吗啡等药物，《药学期刊》还曾刊发评论指出“这部小说非常真实准确”。类似冷门用药的案例不胜枚举：《五只小猪》里用过毒芹、《死亡约会》里用过洋地*，《赫尔克里的丰功伟绩》用过颠茄……
不过奠定阿加莎“女王”地位的，还是她对推理小说案件模式、诡计模式的开拓。
阿加莎·克里斯蒂
《罗杰疑案》便是“叙述性诡计”的开山鼻祖，阿加莎在这本书中用第一人称写作，读者被诱导代入叙述者视角，先入为主地排除了“我是凶手”的可能，随着案件全貌慢慢揭露，其他嫌疑人被逐一证明不可能犯案，困惑叠加之际迎向小说结尾：真凶正是叙述者。
这种通过叙述方式或叙事结构来对读者造成误导的手法，后被广泛用于推理小说，殊能将之的《剪刀男》、西泽保彦的《神的逻辑，人的魔法》、绫辻行人的“馆”系列等都是其中佼佼者。
叙述性诡计还在人物、空间、时间误导上还产生过诸多变体，贯穿全书的单一身份误导已经不再被当成主要诡计，比如《剪刀男》就在两名角色的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间进行切换，还带有妄想人格症设定。影视作品里采用“叙诡”也很常见，如《灵异第六感》通过男主视角对观众进行身份误导，最后才揭晓死去的人并非小男孩。新海诚《你的名字》在描述男女主角互换身份的生活时，对观众进行了时间上的误导。
知名的“暴风雪山庄模式”并非阿加莎首创，19年埃勒里·奎因的《暹罗连体人之谜》里出现过该模式雏形，但它却是由《无人生还》完善并发扬光大，因而这种设定又称“孤岛模式”。其要义在于将一群受害者集中到与外界隔绝的固定场景中，然后发生连环谋杀，乃至“无人生还”。
《名侦探柯南》里的*昏之馆案件就是典型的“暴风雪山庄模式”，一群名侦探被聚集在一起，继而在互相猜忌中接连死亡，作者青山刚昌还在20多年后将整部作品背后的“黑衣组织大BOSS”设定成了*昏之馆的主人。
《无人生还》的创举不仅有“孤岛模式”，这部小说同时运用了“比拟杀人”，即凶手按照某种特定规律连续作案，《无人生还》里的参照物是一首童谣，在阿加莎另一本小说《ABC谋杀案》里则是《铁路旅行指南》。
《ABC谋杀案》中，第一名受害者的名字及案发地都以A开头，第二名都以B开头，以此类推，谜题难点在于多个受害者之间毫无关联，找不准嫌疑人。最后真相揭晓，只有受害者C才是凶手的真正目标，A、B、D的遇害都不过是凶手混淆视听的障眼法。这种把“真正谋杀藏在连续谋杀”里的设局方式，同样成为了各类作品屡次借鉴的对象，近年就有柯南《火焰中的红马》、电影《唐人街探案2》等。
阿加莎唯一一部名传后世，却几乎无人借鉴的作品是《东方快车谋杀案》，在保证侦探与读者信息对等的情况下，案件所得到的全部证词是每名嫌疑人的集体串供，案情由此扑朔迷离，而将“所有嫌疑人都是凶手”作为主要诡计，在整个侦探小说史上只能使用一次。
《东方快车谋杀案》共被翻拍过5次，高于阿加莎其他所有作品，除却故事精彩，上述“唯一性”或许也是原因之一，它最有可能穿越时间桎梏，给每一代观众带来新鲜感。
古典侦探故事，还能满足当下受众吗
中国对阿加莎作品的译介可以追溯到年，报人姚苏凤将波洛翻译为“鲍罗”，并在给程小青的《霍桑探案袖珍丛刊》写序时，将阿加莎与柯南·道尔并称。
有单行本出版，得归功于8年版的《尼罗河上的惨案》。《译林》创刊人李景端曾撰文回忆当时全国各地正在放映这部电影，他认为影片远不如小说描写细腻，决定在《译林》创刊号上全文连载，杂志出版后大受欢迎，加印到40万册，同年江苏人民出版社便趁热发行了《尼罗河上的惨案》单行本。
新世纪后由原著所改编的影像作品在VCD时代收获过一批拥趸，天津音像出版社发行过16碟装的苏切特版《大侦探波洛》，同期也有各家的盗版碟片在市面上流通，成为不少观众的童年记忆。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首次获得克里斯蒂版权公司的简体中文授权，第一年就推出了14种书，后在年授权期内陆续推出60余种，黑封皮、小开本、轻型纸的阿加莎小说第一次批量遍布国内大小城市的书店。
如今中国读者欣赏阿加莎小说早已不存在时间上的迟滞，可来自“*金年代”的古典故事，还能满足受众们的胃口吗？
当当网“图书畅销榜”的“侦探/悬疑/推理小说”类里，年全年TOP20仅东野圭吾就占了11个席位，阿加莎只有1本更像悬疑小说的《无人生还》上榜。年情况相仿，东野圭吾有12部作品排入畅销TOP20，阿加莎只有2本，数量和因热播剧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