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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人民社的年轻人
作者：中南传媒彭兆平
昨天，曹典谟老师走了；上个月，黎维新老局长和郭天民老师走了；更早的时候，杨德嘉老局长走了；更早的时候，杨德豫（江声）老师走了；更早的时候，杨坚老师走了；更早的时候，李沛诚老师走了；更早的时候，龚绍忍老师走了；更早的时候，郭锷权老师走了；更早的时候，李全安老师走了；更早的时候，吴辛老师走了；更早的时候，李本初老师走了；更早的时候，洪长春老师走了；更早的时候，唐荫荪老师走了；更早的时候，*起衰老社长走了；更早的时候，邓潭洲老师走了......深深地怀念这些老出版家们，深深地怀念一个时代。
年夏天，我们一群80级的大学毕业生从天南地北背着行李拿着报到证明踏入位于现在的长沙市营盘东路38号的湖南人民出版社大门。
记得从社人事科出来去财务科办手续，正埋头做账的一个阿姨看见我，很热情地站起身，让座，倒水，一边询问：“你是新来的大学生啊？你叫*楚芳吧？”
我告诉她我的名字，心里也在念着“*楚芳”三个字，心想，那必是一个容貌姣好楚楚动人的女孩，看来这一届分配来人民社的不止我一个女生，我一定不会孤单了。
社办公室安排我住到新华社湖南分社招待所，四人一间房，其他三位是前几届分来的姚莎莎、杨向群、陈湘敏,我住的是我的师姐、中山大学哲学系77级毕业分来的谭广洪之前的床位，谭师姐因先生在中大任教，已办好调回广州的一应手续，马上就要走了。放好行李，我去打水，在走廊上遇到一个年轻人，装束土气，模样朴实，努力装出一副老成的样子告诉我，他从湘大哲学系毕业刚分到人民社，姓*名楚芳。我大吃一惊，心里嘀咕：这名字的欺骗性也太大了些......
次日一早，在新华社的公用水龙头处遇到一位老者，他微微侧过头扫我双脚一眼，一边继续低头接水一边吩咐说：你今天帮我到省图书馆查一下郭嵩焘的资料。我以为编辑工作就是这样开始的，尽管一头雾水，却不敢多问，只是老老实实地回答一声“好的”。这时身后一个清亮的声音响起：“钟老师，你认错人了吧？”老者赶紧关掉水龙头，直起身认真看看我，这才大笑起来：“我还以为是小杨呢！”
原来，这位老者是钟叔河先生，在我身后的是他的助手杨向群。
那时，湖南出版界聚集了一批从右派身份平反的学者，钟叔河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很快，我结识了另外一些也是刚分配来人民社的年轻人：李雄伟、李思远、张莉、袁志华、谢引，还有那一年先后调入的李建国、苏斌、廖铁、潘小彬、王娅丽、唐长庚、刘茁松。整个局系统就更多了：杨春丽，何农荣，刘清华，刘力峰......第二年，人民社又分来了张志红、郭平、刘立宏、邓映如、徐应才等一批应届生，第三年，来了许久文、曹有鹏、聂双武......我们这群年轻人就这样有了一段与一批出版名家交集的岁月。而那时，对于这样的幸运，我还浑然不觉，只知道湖南人民出版社因出版了一大批好书而在文化界声誉日隆，却没去深想，是什么成就了这样的盛况。
我们先被安排到校对室实习。校对室主任李本初老师，一个和蔼的长者，对我们很是亲厚，耐心教给我们校对要领，传授给我们许多经验，生活上也常嘘寒问暖。在人民社最初陌生感的消除，多来自李本初老师营造的那一份温情。如今，李老师已辞世多年，他的音容一直储存心间。
校对室的实习结束后，我们被安排到各个编辑室。*楚芳、李思远、袁志华进入青年读物编辑室，李雄伟到了历史读物编辑室，张莉被安排到经济读物编辑室，我则分配到了*治理论读物编辑室。*理室先后还调入了李建国、王娅丽、苏斌，经济室调入了唐长庚，装帧室调入了廖铁、潘晓彬；文学、译文、《美育》、《芙蓉》等编辑室从人民社独立组成文艺出版社后，谢引、邓映如、徐应才、刘茁松等划到了文艺社，但一个时期仍与我们在一层楼里办公。一时间，位于现在的营盘东路38号的老出版楼里，新人身影频现。
那时出版系统的宿舍仅有教门园的两栋三层旧楼，大部分人员包括钟叔河、梅季坤这些老编辑都住招待所。我们这批年轻人分布在新华社招待所、新华印刷一厂招待所、物资局招待所和演员之家住着，一日三餐吃食堂，下班后和周末，就在办公室待着。冬天，每间办公室都烧一种装有白铁皮烟囱的壁炉，除取暖外还用来烧开水，到星期天，一群家在外地的年轻人就在壁炉上煮面条，分享从老家带来的腊肉、松花蛋及各种坛子菜。这批人还凑成了一个“午餐俱乐部”，公推先我们两年进社、时任历史读物编辑室副主任的邓代蓉任俱乐部主任。工作日的中午，在食堂窗口打了饭，大家都围坐到同一张圆桌上，热热闹闹地认真地讨论一些在那个年龄上以为很高深的问题。
团组织除了组织舞会、游艺活动，在工作中也是很有存在感的。记得人民社团支部策划过一个研讨会，由我撰写海报贴在一楼大厅。
在出版事业中，我们年轻的一群不是旁观者。听从神圣的使命感的呼唤，我们总在思考，认真地、满怀责任感地思考；现在我们来说，热切地、毫无顾虑地说。你愿意来听听吗，听听我们的思考、我们的心声？
当时人民社与出版局、教育社、少儿社、科技社都在现在集团总部所在的这一个院子里，分在前后两栋楼里办公。时任出版局副局长的刘孝纯下班经过大厅看到了这张不知天高地厚的海报，在我们开研讨会的那一天准时到场，认真地听完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发言。现在想来，那是多么空洞的热情宣泄啊，但是孝纯局长给予了我们真诚的肯定和鼓励，而且在以后的多个场合提到这一次研讨。事隔三十年，那种尊重、关心和宽容带来的温暖在我心里从未消退。
有一次，时任社长的戴超伦和总编辑朱正召集了一个年轻编辑座谈会，会上我问：我们为什么不组织出版一批优秀的人文社科类译著？戴社长和朱正老师几乎是同时回答：你提得好极了！朱正老师告诉我们，社里正筹划出一批国外的人文社科类名著，希望大家提好选题、找好译本。
80年代，我国还没有加入伯尔尼公约，国外出版物只要能够找到原版书，就可以找人翻译出版，不必取得作者授权。李思远出差上海社科院拜访赵鑫珊，得赵先生推荐弗洛姆的《在幻想锁链的彼岸》，如获至宝，请哲学所张燕翻译，赵鑫珊校译，很快在人民社出版了。人民社出版社科类译著，这应该是第一部。后来，我出版了冈布里奇《艺术与幻觉——绘画再现的心理学研究》，是我的师兄周彦翻译的，由廖铁担任美编。书中有三百多幅插图，好些个日子的中午，廖铁端着饭盆到我办公室一起商量版式。那一时期，与我同一个编辑室、现任海南出版社总编辑的苏斌更是策划、出版了一批社科译著，包括尼采《偶像的*昏》、《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瞧这个人》及培根《论人生》、马基雅维利《君王论》等等。每一本书出来，作为责编，兴奋难以言说。
想起年轻时的事，有时会为自己的无知无畏而脸红，但更多的时候，是对几十年间在我们成长中包容和提点过我们的老出版人满怀温暖的感恩。年轻的时候，有多少时刻，很可能由于无知而遭人嗤笑，由于不谙世事而惹人生厌，但凡在某一个节点上被人看死，也许就背上了标签，从此不招人待见。但我们是如此幸运，为并不了解的事向社长总编辑质疑，为上选题与编辑室主任争执，为生活不便向社领导提意见，得到的都是善意的解释、温暖的教诲和积极的解决。
我第一次出差北京是参加工作当年的10月，我和比我早两年进社的陈敬，跟着成云东、胡凡、高彬几位老编辑，穿过北京的大街小巷，走访蔡仪，拜会钱学森，看望于光远，去中央编译局的译者家里吃饭。一位在燕山石化公司工作的大学闺蜜请了假跑来市里陪我，每天跟着我们走访作者，一起吃一起聊，我的同事们、作者们都对她一样亲厚，丝毫不以为怪。80年代的神奇、质朴和妩媚就是如此动人。
那时做编辑，每年编三四本书，每一本书稿都是精雕细琢。
当时我所在的*治理论编辑室主任是*治正老师。他是一个对案头要求极严的老出版人。从文句到字迹，从知识的正确性到注释的准确和规范，无不有严格的要求。给作者写信，他要求每一个字必须一笔一划地写，不准写连笔字；加工书稿，他更是有一整套近乎苛严的标准。我记得自己接手编辑的第一部书稿是《马丁·路德与宗教改革论文集》，收集了数十篇论文，作者分布全国。除理顺逻辑、修改文字、核对资料外，每一条脚注是最费工夫的，因为*治正老师要求引文出处的注释要标明作者、书名和出版社名及版次或文章标题和所刊杂志名称及期数、页码，这些要素缺一不可。而我所接手加工的这部论文集的脚注，大部分只有作者、书名或文章标题、页码，无出版社，更无版次。每一条脚注，我都先到局资料室找书查对引文，引文无误，再看版权页上的出版社和版次，逐一将脚注补填完整。资料室找不到的书刊，就去省图书馆，省图书馆找不到，去师院图书馆，师院图书馆找不到，就写信给作者，请他们找出引文所由出的书或者刊名，查到出版社名和版次，然后回信告诉我。那时电话还不普及，大都靠信函联系。记得有一篇论文，文末标明作者是湖南师范学院的，我为了查证文章的一个脚注，坐公共汽车到湖南师院，辗转问到这位作者的宿舍，他知晓我的来意后，一脸惊讶的表情，让我误以为自己有什么做得不得体的地方，很是惶惑。后来他写信来告诉我，他那一刻非常惊讶和感动，以至于不知说什么好。我这才释然。
美学曾经热极一时。编辑室主任*治正安排我和王娅丽主要承担美学图书的编辑。湖南美学学会以湖南师院的杨安崙教授和*治正主任为首，组织过很多活动。一批来自各行各业的年轻人，成为美学学会会员，有研究人员、教师、工人、记者、编辑，大家经常利用周末组织讨论，为一个“美究竟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问题，可以争论得面红耳赤。大约在年，一个规模盛大的全国自然美讨论会在其时还尚未完全开发的张家界举行，学者云集，湖南电视台也全程跟拍。那一种青春飞扬、理想飞扬的纯净激情，如今忆来只有感慨。
朦胧诗也曾经热极一时。舒婷，北岛，顾城......一批年轻的名字，一批美好而激情洋溢的诗作搅动我们年轻的心。文艺社每年推出一本《青春诗历》，每年的诗历所选的诗都成为我们期待的盛宴。至今记得某一年的诗历，一首诗中有这样的句子：一个椰子掉下来/激起一片绿色的月光/十片绿色的月光......我一读之下怦然心动，几乎是含着泪将这几句抄下来，寄给大三时一起去海南做社会调查、一起在夜晚海边的椰树下畅谈未来的几位同学。
没有人嘲笑我们的学生味，因为我们所处的环境就充满着学生味。
年夏天，上海大学文学院举办全国青年编辑讲习班，湖南出版界派出26名年轻编辑参加，非常拉风。讲课的老师是戴厚英、谢铁骊、韦君宜等人，足见那是一个精神上多么奢侈的时代。出版界的前辈讲编辑业务课，几乎都要提到湖南人民出版社，坐在台下的我们26名湖南出版界的年轻人，内心的骄傲抑制不住地洋溢到脸上。
当时在局资料室工作的杨春丽酷爱读书和音乐，写得一手好文章，她的梦想是进人民社做编辑。向当时人民社的分管领导提出申请后，领导想测试一下她的文字功底，让她写一篇文章。但是文章交上去，社领导却不相信是她自己写的。“文笔这么好，应该是她父亲代笔的，她父亲是做文字工作的。”这一个猜测，掐灭了春丽做编辑的梦。那天*昏，在资料室，春丽因社领导的误解很伤心，我劝解她说：“这说明你的文章写得好呀！”她方破涕为笑。我拿出社里发的一壶蜂蜜，两人一人拿一把小勺，在渐渐暗下来的办公室里舀着蜂蜜慢慢地吃，品尝青春岁月里满溢的甜。
交谊舞流行的时候，时任局团委书记的毛世屏从省歌舞团请来老师，每天中午教我们跳交谊舞。每个周末晚上，办公楼顶层会议室都会有舞会，其实就是用录音机播放舞曲，非常简朴。当时的李冰封局长夫妇、胡代炜副局长只要有空，都会来参加，与白天紧张忙碌运筹帷幄的风采全然不同，舞会上的冰封、代炜局长，从容儒雅，一招一式之间，很能见出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精致修养。几乎每一个周末的舞会，我和杨春丽都是要去赶的。在食堂吃过晚饭，坐在办公室里聊天，待楼上的音乐声起，相视一笑，开心上楼。我俩不喜跳交谊舞，专等迪斯科音乐响起，冲入舞池，兀自投入地跳我们即兴自编的追步迪斯科，一回一回乐此不疲。记得我用《回娘家》的曲调，自编了一种欢快激烈的有点类似踢踏舞的舞步，代炜局长还认真地跟我学了半个晚上。
人民社和文艺社在望月湖的房子建起后，年轻人有了带厨房和卫生间的宿舍，更重要的是，有了聚会的场所。记得徐应才从上海出差回来带了一瓶雀巢咖啡，兴奋地邀大家到他的宿舍喝咖啡。我和张志红负责在厨房烧水冲泡，忙碌中听得一片欢闹声中时不时传来的徐应才的高声提醒：＂别放多了，一瓶可以冲七十杯呢！＂笑闹中一人一杯咖啡到手，有人拿起桌上一本成语词典，提议玩一个游戏：每人依次报一个页码和序号，大家用对应的成语分析这个人的性格和命运。有的人不走运，点中的成语很贬，加上七嘴八舌一番雪上加霜的乱分析，满座爆笑中，那一人神情里竟有了些独自向隅的意味，于是默契地中止游戏，转向另一些关于人生与理想的话题。
充满热情的日子飞逝而过，一批年轻人转眼进入婚恋季。李思远是我们这批人中第一个结婚的。我和杨春丽一起送他的结婚礼物是一部英汉大词典，思远至今保存着。接下来我结婚，记得当时总编室主任李家福老师夫妇送我的结婚礼物是一套系着红绸的《列宁选集》。*楚芳结婚，自己在家里炒了了几个小菜，叫上几个同事喝酒聊天便算婚宴。那晚李建国大醉，当晚就睡在楚芳家里，后来被演绎成睡在新房，做了几十年的笑谈。
年，湖南人民出版社由于出版《蒋介石秘录》及戴晴、严家其、苏晓康、刘宾雁、金观涛、刘青峰一批精英分子的著述而遭遇撤社，时任局长李冰封、社长*治正被停职。消息传来，哀声一片。但是，一百多人的人民社没有散，新到任的陈满之局长协调教育社、少儿社借钱给人民社发工资，局里派驻的工作组也将人民社的员工分组，到各高校卖书，以批发与零售的差价解决部分工资来源。我所在的卖书组，曾拉了一车书到湘潭大学，一到下课时间，人头攒动，学生排很长的队选购图书。记得有一个穿着寒酸的男生，珍惜地选了四本书，结账时翻遍口袋钱也不够，一脸窘迫。我瞬间差点泪下，忆起书荒的儿时站在书店的柜台前将可怜的几分钱捏在手里、将一本本书看过去最后只能不舍地转身走开时的心境。我拿起他选中的几本书，翻开版权页看了看价格，对他说：这四本书折扣低一些，你的钱够了。他一脸惊喜，捧起书心满意足地离去。
从撤销湖南人民出版社到成立湖南出版社，其间整整一年，人民社的一百多号人始终聚在一起，以悲凉而执着的心情，等待着。
一年后，我们成为新成立的湖南出版社的员工，一批旧的人，在一个新的社名下，重又开始做着熟悉的事，但依然没有放下等待的心——等待着，有一天，能够重新走进挂着湖南人民出版社牌匾的大门。
这一等，就是7年。
风雨中，老出版人渐渐淡了身影，我们这些“80年代的新一辈”渐渐地成了老出版人。时间这样匆忙地赶到了今天，这个急匆匆的、现实的目标越来越明晰心灵的目标越来越模糊的时代，我却分明看见，在30多年前的时光里拼命赶路，用心、用思、用才、用识锻造了湖南出版辉煌的一批老出版家从未模糊的群像。
身为80年代进入湖南人民出版社的年轻人，曾经与这些纯粹、质朴、历尽磨难也未减理想主义热情和文化情怀的出版家在一个好时代同行，我们，何其有幸。
TI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