泽泻的入药部分是干燥块茎，呈2～7cm的类球形或卵圆形，质坚实，断面*白色，粉性，有多数细孔。气微，味微苦，归肾、膀胱经。功能是利小便，清湿热。用于小便不利，水肿胀满，泄泻尿少，痰饮眩晕，热淋涩痛等症。（摘录于《中国药典》）
从药典的记述可以看出的是现代医家多认为其药性“偏泻”，而最早期的《神农本草经》则首载泽泻“养五脏、益气力”、《别录》亦调“补虚损五劳”。之后，甄权、日华子、张洁古等人也有类似的看法，谓之“可治虚精自出”，“补女人血海、令人有子”，“去旧水养新水”云云。
但后世也有很多医家对此持有不同的看法。李时珍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位，他对于陶宏景、苏敬等人尊崇《本经》以泽泻为上品，认同泽泻“久服轻身、面生光”有补益之功，很不以为然，指出：“泽泻行水泻肾，久服且不可，又安有此神功耶，其谬可知”。对于《本经》、《别录》之论做了精辟的分析：“脾胃有湿热，则头重而目昏耳鸣，泽泻渗去其湿，则热亦随去，而土气得令，清气上行，天气明爽”，指出了泽泻之所谓“补”，实为渗除湿热之功。
并且，李时珍还结合泽泻在仲景地*丸中的运用，阐明了泻邪药物与补益药物的相互依存关系，他说：“仲景地*丸，用茯苓、泽泻者，乃取其泻膀胱之邪气”，并指出：“古人用补药，必兼泻邪，邪去则补药得力，一辟一固，此乃玄妙，后世不知此理，专一于补，所以久服必至偏胜之害也”。这些深刻的见解和宝贵的用药经验成为后世临证用药的指南。除了濒湖老人所论之外，余如《本草蒙筌》、《本草汇言》、《本草通玄》、《药品化义》、《本草正义》等所论虽各有见地，也皆主“泻”不主“补”。
通过上述，可以知道的是：泽泻对肾中浊气的祛除基本都是认可的，只是历代医家对“补肾”“泻泻”的理解不同而已，有固肾泻水即为“补”之说的；有滋阴利小便即为“泻”之说的；亦有佐药配君随主性之说的。
笔者开始以为是炮制法不同导致的，对比下来也有一点发现。泽泻的炮制方法最早见于南北朝的《雷公炮炙论》，自雷公提出酒泽泻后，后世医家多有应用的，可谓记载最早、应用时间最长的泽泻炮制品；到宋代出现了炒泽泻；元代出现了蒸泽泻；明代记载了有米泔制泽泻和盐泽泻，盐泽泻目前已被我国绝大多数地区所用，并成为医者中所喜用的炮制品。现代虽尚发展了麸炒泽泻、土炒泽泻等炮制品，但在中医临床应用上却不属常用品。
明代开始大量有反对泽泻主泻而非补之说，如《本草经疏》：病人无湿无饮而阴虚，及肾气乏绝，阳衰精自流出，肾气不固精滑，目痛，虚寒作泄等侯，法咸忌之。在此之前，几乎没有药学书籍提到泽泻味咸，那也只能是与青盐炒过后，咸味入肾更强增加了利小便的清泄作用。
王履《医经溯洄集》长论到：张仲景八味丸用泽泻，寇宗爽《本草衍义》云，不过接引桂、附等归就肾经，别无他意。愚谓地*、山茱萸、白茯苓、牡丹皮皆肾经之药，固不待泽泻之接引而后至也，附子乃右肾命门之药，官桂能补下焦相火不足，亦不待乎泽泻之接引而后至矣。唯干山药虽独入手太阴经，然其功亦能强阴，且手太阴为足少阴之上原，原既有滋，流岂无益，且泽泻虽咸以泻肾，乃泻肾邪，非泻肾之本也，故五苓散用泽泻者，讵非泻肾邪乎？白茯苓亦伐肾邪，即所以补正耳。是则八味丸之用泽泻者非他，盖取其泻肾邪，养五脏，益气力，起阴气，补虚损之功。历代医家这种尊古而不拘泥于古的治学态度，确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